窟室空间开凿完成后，开始进行窟内的塑像活动。两窟塔柱四面皆以塑像作为洞窟主体，壁画仅为配合性的装饰内容，东窟原塑200身，西窟原塑76身。塑作应由塑匠团体负责，根据不同的塑像类型和样式，可推知塑匠的层级分工。
1.塑像类型
根据配设位置和体量尺度的不同，东、西窟塑像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大型等身像，主尊坐高140－160厘米，胁侍高180－200厘米。仅分布于东窟塔柱下层，包括主尊坐佛和胁侍菩萨、弟子。
第二类为中型像，高80－90厘米。包括东窟塔柱上层三龛主尊，西窟塔柱上、下层主尊及下层胁侍。
第三类为小型像，高30－50厘米。此类塑像数量最多，皆作为背景性装饰出现，包括东窟胁侍菩萨、神王、禅定坐佛、飞天、天宫供养天人和西窟的供养菩萨、弟子、天宫供养天人等。
上述三类塑像表现出鲜明的主次层级关系。第一类塑像体量最大，位于塔柱下层中央大龛，是洞窟主体礼忏对象。第二类塑像较第一类塑像体量缩小二分之一，东窟以其为塔柱上层各面主尊，作为洞窟的次级尊像。西窟则将其作为塔柱各面上、下层主尊及其胁侍。第三类塑像较第二类塑像体量再缩小二分之一，作为背景布设于塔柱主体尊像以外的空间和天宫。
2. 塑像制作与安装
塑像因保存状态的差异反映出不同的制作信息。通过保存完整的塑像可以解读出造像不同的类型分级、造像量度和造型样式；局部残损的塑像可通过胎体断面观察其内部结构和制作技法；仅存身形影迹和木骨凿孔的塑像，可依据塑像整体轮廓缘线、凿孔形制、排布规律及其中遗留的木骨，参照保存完整的同类塑像，复原塑像木骨的捆扎安装方式。前文所述三类塑像，由于配设位置与规格的不同，其制作和安装方式亦产生相应差异。
（1）第一类塑像
东窟塔柱下层正面、左面主尊头部石胎暴露于外，凿出面部和肉髻轮廓。正面主尊石胎于双眼位置凿出两个圆孔，或用于安插琉璃类眼珠后端的圆形木橛。左手横置腹前，手指残失，断面可见五个小孔，用以安插固定手指的木签或铁丝。右肘贴附塔柱凿面，小臂断失，断面可见斜面向上的近圆形凿孔〔图九〕。左面主尊石胎额部正中凿一圆孔，原应镶嵌白毫饰物。左小臂大部残失，残存部分向前平直伸出。右小臂残失，肘部留有与塔柱正面主尊右肘形制相同的凿孔，可知右臂原上举。右面主尊双肘皆于大龛正壁凿出安插木骨的圆孔，左孔平直，结合残存的泥胎，可知小臂原向前平置，右孔为配合上举的小臂斜向开凿，其内尚存圆形木桩和固定木桩的木楔。
东窟塔柱下层正面左胁侍菩萨已残失，菩萨身后的山体凿面暴露于外，其上现存五个圆形凿孔。最上方于原塑像颈部凿一孔，其正下方于塑像腹部凿一孔，此孔左、右两侧正对塑像双肘处各凿一孔，左孔平直向前，右孔斜面向上。据此可知，菩萨左小臂原平直前伸，右小臂上举。左膝处凿一孔，右膝残存泥层，推测其下亦存凿孔。除颈部凿孔外，其余四孔中皆残存断裂的木桩〔图十〕。塔柱下层左面左胁侍菩萨右臂仅存上半部，右胁侍菩萨左臂残失，但两尊塑像肘部皆可见凿于塔柱壁面的圆形凿孔，其内残存固定右小臂的木骨残段，略微上翘，表明小臂原向上斜伸。塔柱下层右面右胁侍菩萨两小臂残失，左臂肘部于塔柱表面凿出平直向前的圆孔，右臂泥胎断面中央为木骨，周围捆扎芨芨草束。塔柱背面下层左侧弟子头部残失，可见向上斜伸、以草绳捆扎的成束芨芨草，两弟子双臂泥胎断面皆为成束的芨芨草。
〔图九〕东窟塔柱正面下层主尊石胎头部
〔图十〕东窟塔柱正面下层左侧胁侍菩萨木骨凿孔
综上可知，在制作主尊塑像时，会根据坐佛身形高度在塔柱下层中央大龛预留山体，粗凿石胎。石胎体量依据外敷泥胎的厚度相应缩小，头部凿出嵌插白毫、眼珠的凿孔，按照预先规划的坐佛题材，制作体现其身份特征的手势，于大龛正壁凿出角度不同的凿孔，安插手臂木骨。凿定石胎和安装木骨后，再以夹杂大量动物毛发和麦秸秆的草泥塑出坐佛主体，表面以较薄的红色细泥敷抹。其后，于塑像表面刻划起伏不平的衣纹褶皱。最后，为整尊塑像敷粉施彩。主尊塑像之所以要预留石胎、再行泥塑，是因为造像体量较大，需增强其稳定性，同时减少草泥用量。而在制作胁侍塑像时，则无需预凿石胎，会于塔柱雕凿完成后，根据胁侍体量和身形手势凿出与塑像身体躯干、两肘和双腿位置对应的凿孔，再于其中安插木骨，两小臂木骨之上缠绕捆扎芨芨草，躯干和双腿木骨原或捆扎相互连接的草束。
（2）第二类塑像
西窟塔柱下层正面主尊已残失，塑像背后的大龛正壁凿痕清晰，颈部与上身相接处开一平直圆孔〔图十一〕。塔柱左面上、下层主尊，塔柱右面下层主尊，塔柱背面上层主尊、塔柱左面下层两侧胁侍、塔柱右面下层右胁侍及塔柱背面下层两胁侍，可见从颈部伸出的成束芨芨草，小臂皆已残失，胎体断面中央为成束捆扎的芨芨草，外裹红色泥胎，表面涂敷白灰，最后施色敷彩。另外，塔柱下层正面两侧胁侍全部残失，右面左胁侍菩萨大部残失，塑像身后的山体凿面清晰可见，胸、腹部凿有上、下两个垂直分布的平直圆孔〔图十二〕。
〔图十一〕西窟塔柱正面下层主尊木骨凿孔
〔图十二〕西窟塔柱右面下层左侧胁侍菩萨木骨凿孔
由上文可知，第二类塑像中的主尊无需凿作石胎，而是在凿出大龛后，按照坐佛身形体量和安设位置，确定塑像颈部与上身的相接点，凿出圆形平直槽孔，再于其中安插简易木骨，捆扎固定头部的成束芨芨草。两侧胁侍像亦不凿石胎，在塔柱表面开凿平整后，对应塑像躯干中线凿出上、下两个垂直分布的圆孔，安插木骨，再于木骨之上捆扎芨芨草固定头部。主尊和胁侍双臂肘部仅以芨芨草固定，不再凿出槽孔、安插木骨。
（3）第三类塑像
东窟飞天、小型坐佛、供养菩萨、神王、禅定坐佛、天宫供养天人，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显示出塑像内部的制作技术。
塔柱右面下层左起第一身飞天全部残失，仅见“V”字形轮廓和塑像背后的塔柱凿面及五个凿孔，其中四孔残存木骨。飞天头部开一方孔，口大底小呈锥形；腹部开一方孔；上扬的左手手腕处开一方孔；双膝处各开一圆孔〔图十三〕。塔柱四面下层残失头部的飞天颈部皆为外伸的成束芨芨草。
塔柱右面下层右侧小型坐佛全部残失，露出全部凿孔，中央为三个均匀分布的圆孔，中孔和下孔略微上斜。中孔左、右两侧各凿一圆孔，左孔略高，并向中孔偏斜，右孔平直〔图十四〕。左侧坐佛上半部残失，露出头部和右肘圆孔，右肘凿孔向身体内侧偏斜，左臂残存略向上举的成束芨芨草。
〔图十三〕东窟塔柱右面下层左起第一身飞天木骨凿孔
〔图十四〕东窟塔柱右面下层右侧小型坐佛木骨凿孔
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二、三身供养天人皆已残失，可见塑像背后的山体凿面，菩萨颈部与上身相接处凿一圆孔，其中安插木骨〔图十五〕。上层右龛右侧天宫供养天人仅头部残失，可见颈部斜向伸出的芨芨草束。塔柱右面上层中龛与左龛之间天宫供养天人头部残失，暴露出红色泥胎，其中可见向上斜伸的方形木骨和捆扎的草绳。
〔图十五〕东窟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二、三身供养天人木骨凿孔
塔柱背面下层大龛两侧的两身神王头部和小臂皆已残失，露出以草绳捆扎的芨芨草。塔柱四面仅左面下层大龛两侧禅定坐佛头部残失，颈部伸出草绳捆扎的芨芨草束。
西窟塔柱右面上层主尊右侧下排第二身供养菩萨大部残失，头、腹部各凿一圆孔，上孔内残存断裂的木骨。双腿残破，泥胎外露，可见两束以草绳捆扎的芨芨草，上下相叠、交叉放置〔图十六〕。左侧下排第一身供养菩萨保存较好，头部残失，颈部斜向伸出以草绳捆扎的成束芨芨草〔图十七〕。塔柱左面上层主尊左侧下排第二身供养菩萨全部残失，塑像颈部与上身相接处、腹部各凿一圆孔，上孔中残存三个木楔。塔柱背面上层主尊右侧下排两身弟子像盘腿而坐，头部残失，可见颈部斜向伸出的芨芨草束。
〔图十六〕西窟塔柱右面上层右侧供养菩萨木骨凿孔及泥胎
〔图十七〕西窟塔柱右面上层左侧供养菩萨颈部外伸的芨芨草束
天宫供养天人保存较为完整，通过X光探伤检测，可看出被泥胎包裹的内部木骨结构。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二身供养天人，是先在天宫凭台之上安插与塔柱呈45°夹角的纵向木骨，上接塑像头部，木骨上部三分之一处捆扎横向木骨。横向木骨两端捆扎左、右大臂木骨，再于大臂末端、双肘位置固定小臂木骨〔图十八，图十九〕。
〔图十八〕西窟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二身供养天人X光探伤显示的塑像木骨结构
〔图十九〕西窟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二身供养天人X光探伤局部指示图
综上可知，两窟内第三类塑像皆不作石胎，根据塑像身形姿态，于关键位置排布凿孔、安插木骨支撑点，再根据头部、双臂、双腿的具体姿势在各木骨之间捆扎芨芨草，以红色草泥塑像，最后敷粉施彩。东窟小型坐佛、供养菩萨和西窟供养菩萨凿孔时，先将塑像躯干中线等分为三或四部分，均匀地开出两或三个凿孔，两肘以中列凿孔为参照，确定各自凿孔位置。这些凿孔不仅是塑像内部架构的关节支撑，同时也可能被作为塑像制作过程中的参考控制点。之所以于颈部与上身相接处开凿圆孔、安插木骨，是因为塑像皆作俯视状，只有于此处安插木骨捆扎草束，才能确保头部的承托力度。此外，根据洞窟的形制特征，塑像的体量规格会作出灵活调整。东窟后半部窟顶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致使塔柱顶端的天宫正面低矮狭促，背面空间开阔，左、右两侧亦随窟顶坡度前低后高，各面天宫中的供养天人大小受天宫高度制约发生明显变化。正面天人最为矮小，且其俯视下方的身体倾斜幅度最大。背面天人体量最大，身躯近于直立。左、右两面天人从洞窟后端向前端身形逐次缩小。
（三）壁画绘制技法
东窟窟室和塔柱现存壁画皆为后期重绘。西窟窟室后壁、右壁底层千佛和说法图为洞窟始建时所绘。壁画起稿方式是先以尖细木笔于抹光细泥层上刻划出人物线条轮廓，再以细毫朱笔沿木笔刻划的凹槽起线勾描，然后以墨线沿朱笔起稿线勾画定型线，最后于不同部位施彩绘制。人物面部以黑色颜料晕染，凸显出眼、鼻、口部〔图二十〕。
〔图二十〕西窟右壁底层千佛绘制技法
1. 千佛的刻划、朱笔起稿线 2. 千佛面部的晕染技法
三 施工内容与匠作团体构成
金塔寺石窟包括建筑、塑像和壁画三类遗迹，对应的营造工程技术体系包括石作、泥作、木作、塑作、画作等，具体如下。
石作需要承担最为繁重的三项施工任务：一是开凿窟室空间；二是根据塑匠配设塑像的需要，雕凿塔身的三层结构、四面下层大龛、上层大龛和天宫浅龛；三是依据塑匠设计的塑像布局、题材、体量和身形手势凿出石胎和安插木骨的槽孔。由于岩体一旦凿去便凹陷残失，工程失误难以复逆补救，且金塔寺塑像题材多样，组合布局复杂，因此，在凿成塔柱整体轮廓后，需提前确定塔柱塑像石胎的预留位置、体量、形状及塔身各层级、大龛和槽孔的比例尺度。
泥作需要置办塔柱四面泥塑和窟室四壁、窟顶及塔柱塑像之间所用草泥。第一类与第二、三类塑像所用泥胎的成分和制法各不相同。第一类塑像主体为夹杂大量麦秸秆和动物毛发的灰色草拌泥，表层敷以夹杂大量动物毛发的红色细泥。第二、三类塑像则皆用夹杂大量动物毛发的红色细泥。因此，需要预先测算计划开凿窟室的总面积，明确塑像类别、各类塑像数量和对壁画地仗层的具体要求，最后计算泥料和掺合料的种类、重量及配制比例。
木作根据不同造像题材的身姿样态，在已开凿好的槽孔中安插木骨。木骨以栎属、云杉属等有弹性、韧性强的木材为主，再以马兜铃属木质藤本、忍冬属植物及沙柳等质地轻软、韧性较强、枝条细密的材料附着捆扎〔图二十一〕。因此，需提前确定塑像的类别和数量，计算、预备用料，最后加工安装。此外，施工过程中制作塔柱高处塑像和绘制洞窟壁画所需临时性脚手架及木质工具亦属于木作范畴。
〔图二十一〕东窟、西窟部分塑像木骨与泥层草筋、木筋切面 王树芝制图
1. 云杉横切面 2. 忍冬横切面 3. 马兜铃弦切面 4. 小檗横切面 5. 沙柳横切面 6. 芦苇秆横切面
塑作根据木骨所示参照点，逐步制作塑像。塑像是金塔寺石窟的主体内容，现存塑像个体尺寸和面部表情差异明显，但头冠、项圈、臂钏、璎珞的部分饰物则形状规整，纹样复杂。据此可知，塑像整体应为手制，但部分饰物上的小型饰件系模制而成，再组合贴饰。最后，再为各身塑像敷粉施彩。同时，东窟塔柱背面塑像与其余三面塑像相比，除下层主尊坐佛与两侧胁侍弟子等主体造像塑作精细外，其余塑像造型多生硬机械，衣纹处理粗疏，塔身下层最右侧飞天上、下身比例明显失调，制作粗劣。可能是因为塔柱背面处于洞窟最后部，空间狭仄，自窟门照入的光线被塔柱完全遮挡，环境幽暗漆黑，即使借助油灯光亮亦仅能粗观塑像身姿容颜，难以驻足久视。这或许表明东窟塑作团体存在进一步的内部分工，技艺较高的匠师负责光线较好、被反复观看的塔柱正面及左、右面，光线晦暗、易被忽视的塔柱背面则由水平较差的工匠甚或学徒负责。
画作需要绘制窟室四壁、窟顶和塔柱塑像之间的壁画。窟室四壁和窟顶壁画应与塔柱塑像活动同时进行，或是在完成塔柱塑像之后再行绘制。塔柱塑像之间的壁画是在塑像制作、安装完成后绘制的装饰背景。
通过上文对不同施工内容的分析，可知金塔寺石窟的营造工程彼此关联，环环相扣，由多个工匠团体承担。塑作、画作在石窟规划和施工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其他工种要配合塑绘需求组织施工。但当时工匠团体是否已具备明确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由不同的匠作体系按既定施工方案分工协作，逐次配合完成，还是由同一匠师兼任数事，尚无法确知。
四 施工失误与补救措施
在石窟开凿过程中，会因岩体断层、裂隙、崩塌等原因造成洞窟与预定方案出现偏差。但在后续的塑像制作、安装环节，可以灵活修改既定造像配设方案，补救石作工程失误，致使塑像布局出现突破整体排布规律的现象。如东窟塔柱下层正面、左面、背面皆各塑六身飞天，每侧三身，排列均匀疏朗。仅右面塑八身飞天，每侧四身，各身体量小于其余三面，彼此相接，紧凑拥挤。一般而言，正面是塔柱四面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该窟却只于右面多塑两身飞天，并非为了突出该面造像，而是因为东窟在雕凿塔柱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工程失误，导致塔柱右面略宽于其余三面。配设飞天时，若按照每面六身的既定方案会使右面飞天排列过于松散。因此，右面有意增加了两身塑像，又使塑像空间不足，只好缩小各身飞天的尺寸和间距。
同时，由于洞窟中设计制作的塑像数量较多，塑匠会出现多种失误，或就势改作，或将半成废品再加利用。如东窟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四身供养天人右手被误装为左手手掌，因在距地面六米多高的塔柱顶端，观者无法知晓，因此并未重新制作右手手掌〔图二十二〕。塔柱左面天宫中间八身供养天人最初凿孔安插木骨时，误以为只有七身，因而将此处空间等分为七个点位，使得各身天人间距过大。当从洞窟后端向前依次塑像时，发现理应布置八身天人，只得将第八身天人安插在左起第七身天人与中央大龛龛壁之间的狭小空隙。致使两身塑像距离过近，无法同时容纳两身天人的两只手臂，匠师因势将两者塑为交臂互挽凭栏状，与其余均匀排布的供养天人姿态异趣〔图二十三〕。在现已掉落的主尊坐佛上半身塑像残块中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菩萨头像，应是在制作菩萨头像时发生失误，于是将此菩萨头像半成品作为废料，包裹于坐佛泥胎之中〔图二十四〕。塔柱背面下层最右侧飞天双腿粗壮臃长，与纤细短促的上半身颇不相称，身体比例失调，但工匠依然强行将两者拼接为同身造像〔图二十五〕。最后，塔柱背面下层主尊大龛拱额两侧的六身飞天在排列次序上出现明显错乱，靠近拱额两侧的左、右飞天分别身着通肩大衣和上身袒露、下身着长裙，两侧其余两身飞天皆上身袒露、下身着长裙，打破了塔柱下层其余三面大龛拱额两侧飞天着通肩大衣或上身袒露、下身着长裙的对称排布规律，应是塑匠在贴塑塔柱背面飞天时，未留意到飞天内在的布置逻辑造成的。
〔图二十二〕东窟塔柱正面天宫左起第四身 供养天人被误塑的右手
〔图二十三〕东窟塔柱左面天宫交臂互挽的左起第八、九身供养天人
〔图二十四〕被佛像泥胎包裹的废弃菩萨头像半成品
〔图二十五〕东窟塔柱背面下层右起第一身飞天
五 结语
石窟是按照特定理念规划设计施工营建的，原初营造方案虽已不存，但通过将单体石窟置于其所属的宏观石窟体系中，对遗址信息进行系统、细致的多学科提取、分析与整合，仍可重建石窟的营造规制、工匠团体及其施工程序。洞窟中现存所有遗迹皆在不同层面承载着石窟生命史的不同历史信息，与造像共同组合、关联，构建出洞窟全面、系统的完整样貌，应予以高度重视。以石窟营造工程为主线，将洞窟空间结构、造像配设、使用方式、仪式程序、工匠团体等方面相互串联，可以从营造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视角对石窟寺遗址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附记：本文是《金塔寺石窟考古报告》整理编写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组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刘建国、陈相龙、杨筱、张鹿野，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姚桂兰、王卫东、秦春梅、蒋德伟，首都师范大学刘韬团队。在金塔寺石窟考古调查过程中，得到了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马蹄自然保护站大都麻管护站安玉军站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寺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佘占林主任、刘国虎和蒲建成先生的鼎力支持。文中洞窟线图由吐鲁番学研究院舍秀红馆员绘制完成。于此并致谢忱！